1952年10月，中央防疫委员会关于西南爱国卫生运动好坏典型通报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部署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它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卫生意识。地处边疆的云南，也在全面动员、全民参与的进程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全民参与  荡涤污垢

1952年至1955年，云南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反细菌战为主题，在全省有序开展。1952年5月至8月，爱国卫生运动先后在大理、昆明、蒙自、文山、昭通、武定、宜良7个地区展开，取得一定成绩，在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上，为下一阶段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8月至10月，全省爱国卫生运动进入高潮，由点到面，由大中城市普及到乡村。云南省委结合增产大丰收，利用迎国庆的契机，加强宣传和领导，在“创造典型、评选模范”的号召下，提出“巩固现有成绩，消灭死角，不让蚊蝇过冬，一人一鼠”等新任务，昆明、呈贡、大理、个旧、腾冲、龙陵、芒市、河口等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0月中旬开始，全省爱国卫生运动全面深入和普及，不留卫生死角。为巩固已取得的成绩，制定制度，签订爱国卫生公约，将爱国卫生运动变成群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由于领导重视、干部带头，宣传到位，群众普遍认识到这一运动的重要政治意义，爱国卫生运动在全省迅速开展，并形成轰轰烈烈之势。

据档案记载，在这一阶段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昆明市通过宣传教育，全市95%以上的市民响应号召投入爱国卫生运动，清理家具什物，洗刷各种用具，粉刷墙壁，疏通下水道，填平污水坑，修铺路面，清除垃圾等。第一区五福巷，第二区新民巷，第三区天君殿巷，第四区福荣里、东四巷，第五区盘龙路、金牛街等，被评为先进模范单位。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清除了50多年的陈年垃圾，垃圾中尚有清代的红缨冬帽；富滇新银行清除了附近的270余吨垃圾；翠湖里的杂草，满载了180辆卡车……在此期间，昆明市共清除垃圾21671吨，全市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市容市貌焕然一新。

在个人卫生方面，昆明市区居民普遍做到了清洗床被，整洁衣履，重视卫生习惯，不乱丢果皮纸屑、香烟头，不随地吐痰等。昆明各区居民户口段都订立了卫生公约和卫生制度，居民清晨自动出来轮流扫街，监督清洁，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在“五灭一捕”方面，富春街62岁的杨廷相，如意巷72岁贺忠林、刘玉珍夫妇，在消灭臭虫方面成绩突出，受到表彰。云南民族学院的同学组织了捕鼠队，在10天内共捕捉老鼠2594只，第四区店员工会分会2100余名会员，捕灭老鼠1998只。第二区环城东路第五段雷秀云，安宁化工厂工人吴福生，二〇九厂工人李士耀、李天保等人，在灭蝇灭蛆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受到表彰。类似例子很多，说明爱国卫生运动已向“不留死角”深入开展。

此外，大理、红河、曲靖等专区也采取不同的方法开展运动。大理、弥渡、祥云、洱源、凤仪等县，建盖了适合农村卫生条件的公私厕所72座；个旧市清除垃圾约500余吨；曲靖县城区清理了6个厕所，县法院、税务局对办公和住宿区的卫生进行整治。

这一阶段的全省爱国卫生运动取得非常好的成绩。1952年10月，昆明的东寺街、福荣里被中央防疫委员会通报表扬；文山专区西畴县老寨乡的哄哈村受到表彰并树立为先进典型。哄哈村是一个只有31户人家的壮族、汉族杂居村落，远离乡镇，从前村民缺吃少穿，卫生观念十分淡薄，缺医少药，每年夏秋雨季疟疾流行，村中60%的成人染病，“斑茅花开谷子黄，闷头摆子似虎狼”、“小孩怕雨水，大人怕谷黄”成为当时疟疾流行的写照。1950年夏秋之季，全村103人感染疟疾，23人死亡，田里庄稼无人收割，人们只能靠烧香拜佛、祭山祭鬼来祈求平安。1952年，土改工作队进驻哄哈村后，结合正在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动员村民开展大扫除，改善村里的环境卫生；卫生工作巡回组利用幻灯片宣传卫生防疫常识，为群众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到1953年6月，村民全部动员起来，做到了“户户爱清洁，人人讲卫生”，全年只有2人感染疟疾，3位老人自然死亡。1954年，全村只有13人得小病，农村劳动力的身体健康得到极大保障，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田地有人种，庄稼大丰收。哄哈村的经验在西畴县进行推广，继而在全省进行宣传，对全省少数民族地区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借鉴作用。

1958年云南省科学技术普及委员会、云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制的“除四害”宣传标语 

纵深推进  面貌一新

1955年以后，全省爱国卫生运动转入“除四害、讲卫生”阶段（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来改为苍蝇、蚊子、老鼠、臭虫）。1956年2月，省爱卫会下发了《云南省除四害与消灭疾病规划（草案）》，对1956年至1962年全省“除四害”、消灭疾病的方法、步骤、指标等作出要求，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在全省迅速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健全了相关机构，订立了制度，使卫生运动常态化。

全省城市利用各种节日之际，动员广大市民参加大扫除、通沟渠、清淤泥，消灭卫生死角。1958年1月，昆明市组织全市各界群众13万人的“除四害”突击大军，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除四害”运动，仅少先队员就灭鼠1万只，清理污水沟3000多米。普洱县城建立了公厕，设立了垃圾箱，城市环境卫生进一步改善。

在农村，把环境卫生整治与生产积肥相结合，修建公厕，引导村民建厕所；建盖畜厩，改善人畜同居现象。墨江大部分村寨挖了公厕，修建了集体的牛棚、马厩；路南县（今石林市）五棵树村填平了村里的污水潭，整治了不卫生的厕所；西双版纳许多寨子清理了杆栏式住房下堆积了多年的牲畜粪便。同时，各地农村采用各种方法“除四害”。大理三阳乡经过1个月的突击，出现两个无钉螺村；蒙自县团委的干部在碧云乡根据“四害”的活动规律，总结了塞窝、掏窝、下毒等打老鼠的八大经验。随着环境卫生改善，蚊虫少了，村民的健康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1958年，随着农村合作化的发展，在 “大跃进”的背景下，“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达到高潮。全省涌现出了34个先进单位，59个县“除四害”取得辉煌战果。5月14日，省爱卫会在昆明召开“除四害”技术经验交流会，永平县厂街乡“除四害”能手李材科介绍了自制工具和土草药的用法。67岁的苗族草医李材科，从1951年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就研究捕鼠工具和毒鼠药，经过多年的摸索，自制了扣子、弩子、木猫、椭枋、砸板等简易捕鼠工具，带领73个徒弟跑遍了全县14个乡，捕鼠2万多只，并利用山上采摘的药材，研制出都拉（灭鼠）、鱼巴香（杀虫）、小棕包（杀蛆）3种草药，在全县“除四害”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经过卫生清扫活动，全省上下，不管是公共区域还是私人场所，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家畜家禽窝棚，都比原来干净、整洁了。很多常年无人管理的区域，因为建立了责任制，得到了有效管理。各级防疫站加强了对传染病、地方病、多发病的防治与管理。在群众卫生运动与专业防疫队伍的配合下，扑灭或控制了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减少了各种地方病的发病率。至1960年，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几项主要疾病已被消灭或控制：霍乱已经绝迹，鼠疫自1958年起即未发生，疟疾发病率显著下降，德宏、思茅、红河等高疟区发病率由历史上的70%~80%，甚至90%以上，下降到10‰，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下降至10‰以下，全省血吸虫病基本得到控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云南爱国卫生运动，是一次持续时间长、完成任务重、涉及面广的群众运动，全省各族人民，上至白发老人、下至少年儿童都参与其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民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爱国卫生运动起到了保障劳动力、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增强党和政府威信的作用。云南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倡导、大力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举世瞩目成绩：1956年全省消除了人间鼠疫，1960年全省消灭了天花，2020年7月，云南省又历史性地消除了疟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