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祖国西南的云南，囊括了除海洋和沙漠外的所有生态系统类型，是北回归线上唯一的“生物多样性绿洲”。自1958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地以来，我省先后划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362处，初步形成了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十四五”时期，我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怎样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如何走出国家公园建设的云南路径？这些都是云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必须要答好的重要“考卷”。

2003年4月，楚雄彝族自治州建立了双柏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有效拓展了绿孔雀生存空间和保护范围，绿孔雀种群数量不断增加。2021年底，恐龙河保护区共有绿孔雀24群160只。

绿孔雀栖息地保护与修复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是我省立足生物多样性优势，推进自然保护地建设的一个生动样板。协商会上，与会委员和专家们一致认为，我省362处自然保护地囊括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11种类型，有效保护了全省90%的重要生态系统和80%的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及绝大多数重要的自然遗迹，已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类型丰富、功能多样、具有云南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与发展矛盾仍然突出，需下大力推动解决保护管理能力薄弱等方面问题。”省林草局副局长王卫斌说。

省政协委员、西南林业大学校长郭辉军认为，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对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关系作用凸显。然而这些年，我省在国家公园试点创建过程中还存在科技支撑严重不足、集体土地划入矛盾隐患大、跨行政区域建设管理难度大等问题。他建议，应设立国家公园科技创新专项，支持科研院所开展国家公园建设科技创新；同时建立“天空地”一体化、智能化、数字化生态监测体系，提升国家公园科学管理水平。

“生态补偿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途径，但我省在自然保护地实施生态补偿、完善制度机制方面，还存在政策体系不全、生态补偿投入单一且投入不足、补偿方式针对性不强、生态补偿基础保障能力欠缺等问题。”省政协委员、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陈异晖对此建议，要增加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补偿投入，建立持续性惠益分享机制，不断从健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生态调查监测体系及强化监督问责等方面，夯实自然保护地生态补偿基础保障能力。

省政协常委、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段昌群指出：“云南很多保护区位于边疆地带、民族地区，大多数保护区的核心区都有人居住，存在一定程度的片段化、破碎化问题。”他建议，要把自然保护功能、脱贫发展功能、边疆守护功能、民族团结功能结合起来，统筹自然保护地的保护—发展—固边作用。

省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会专职副主委解丽平则认为，要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协调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过程中附在的功能矛盾与多元利益冲突，制定云南自然保护地政策保障措施，精准定位本土法治人才培育及人才引进策略，加快完善全省环境资源管理机构和队伍。

长期生活工作在自然保护区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政协常委毛炜表示，应引导国内相关科研机构和高校与自然保护区深度合作，赋予自然保护区综合行政执法权，成立自然保护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常态化开展巡查，确保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

要实现自然保护地的永续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与利用相协同。对此，省政协常委、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纪军提出，要探索珍稀濒危物种利用式保护途径，选择一批具有利用价值的动植物物种，研究其合法利用途径，打通从育种养殖到市场的关键环节。

“要在做好资源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发展并科学管理好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让云南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省政协委员、云南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郭凤根建议。